意大利哲學家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是當代歐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國內思想界也有著極大的影響力，目前已有包括homo sacer系列在內的數十種著作被翻譯為中文。“一種聲音·阿甘本”系列譯自阿甘本在Quodlibet網站的專欄“Una voce”，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經其授權刊發。本文收錄了發表于2025年9月到10月間的四則短文。

戰爭即和平

戰爭經常被人忘記的恐怖之一在于，它會通過在產業中的變形，在和平時代延續。人們知道——卻又忘了——很多人仍然用來圍自己的田和地的有刺鐵線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壕塹并染上了無數死去士兵的血；人們知道——卻又忘了——我們海灘上擠滿的充氣船是在二戰中為部隊在諾曼底登陸而發明的；人們知道——卻又忘了——農業中使用的除草劑源自美軍用來除去越南叢林樹葉的橙劑；最后也最糟糕的是，人們還忘了，核電站及其無法徹底處理的廢料，也是核彈的“和平”變形。記住這點是好的，就像西蒙娜·薇依理解的那樣，外戰永遠也是內戰，對外政策實際上就是對內政策。把克勞塞維茨的名言反過來說，今天，政治不過是戰爭以其他手段的延續。

2025年10月23日

論人工智能與自然愚蠢

“一個野蠻的時代開始了，科學將為之服務”。[1]野蠻的時代尚未結束，今天，尼采的診斷得到了準確印證。科學如此專注于滿足甚至是迎合時代的一切需求，以至于當其斷定時代缺乏思考的欲望或能力之時，它立刻就為之提供了一個名為“人工智能”（簡稱AI）的裝置。這個名稱并不直白，因為AI的問題不在于它是人工的（與語言密不可分的思想總是隱含某種人工的技藝或人工的部分），而在于它位于思考或應當思考的主體的心智之外。就此而言，它就像伊本·魯世德所說的分離理智（intelletto separato）。在這位天才的安達盧西亞哲學家看來，分離理智對所有人來說是獨一的（unico）。結果，對伊本·魯世德來說，問題在于分離理智與個體的人之間的聯系。若智能與個體分離，那他們怎樣才能與之結合（comunicavano）以進行思考呢？伊本·魯世德的答案是，個體通過想象——這個東西依然是個體的——與分離理智交流。（在我們的時代竟）沒有人對人工智能提出這個問題，這當然是時代之野蠻及其想象之極端缺乏的癥候。若人工智能像機械計算機那樣，只是一個工具，那問題實際上就不存在了。然而，若我們假定——事實也的確如此——人工智能像伊本·魯世德的分離理智那樣會思考，那么它與思考的主體的聯系問題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巴茲倫[2]曾說，在我們的時代，智能已落入蠢人之手。因此，我們時代的關鍵問題可能以這樣的形式出現：一個蠢人——也就是說，一個不思考的人——怎樣才能與一個斷言“在他之外”思考的智能發生聯系？

2025年10月12日

注釋：

[1]出自尼采1880/1881年的筆記“Ein Zeitalter der Barbarei beginnt, die Wissenschaften wer-den ihm dienen!”(KSA, NF, 9, 395)。

[2]羅伯托·巴茲倫(Roberto Bazlen, 1902-1965)，意大利作家。

人類的末日

1915年10月，在大戰爆發的新聞之后，卡爾·克勞斯開始“為火星上的一家劇院”寫作戲劇《人類的末日》（Gli ultimi giorni dell'umanità,Die letzten Tage der Menschheit)，他不想上演這出戲，因為“這個世界的劇院常客受不住這景觀”。這出戲——或就像副標題說的那樣，這出“五幕悲劇”——是“他們的血的血，和那些不真實的、難以想象的歲月的實體的實體。在那些任何警醒的理智都無法企及的、任何記憶都無法觸及的、只能在一場血腥的夢中保存的歲月中，這出小歌劇的角色演出了人類的悲劇”。在戰后發表的《世界法庭》(Weltgericht)中，他說到了他的“大時代”——他“很小的時候”就認識它了，并且“它會再次變小，如果他還有時間的話”——那是一個這樣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無法想象的會發生，不再能想象的必定發生，可以想象的則不會發生”。

和一切無比清晰的話一樣，克勞斯的診斷也完美契合我們正在親身經歷的情景。若每一天當真都是最后的，若末世——對那些理解的人來說——當真是典型的歷史狀況，那么，人類的末日就是我們的時日。尤其是關于戰爭，我們也可以像克勞斯那樣這樣說我們的時代：它“什么也不能體驗，什么也不能再現，甚至不為自己的崩潰所動”。難道不是這樣嗎？甚至在今天，當關于正在進行的戰爭的謊言試圖給未來的每一場戰爭授權的時候，“恰恰是在那些人——對他們來說，‘在打仗’這個口號許可并掩飾了一切羞恥——眼中，會有戰爭這個事實，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很可能，像1919年的奧地利一樣，歐洲也沒法挺過自己的謊言和羞恥，最后只能重復奧皇被用在劇尾的那句話：Ichhabeesnichtgewolt, “我也不想那樣。”

2025年10月11日

“我也不想那樣。”

劇尾畫面

貨幣與記憶

拉丁語的moneta（我們語言中貨幣一詞就來源于它）源于momeo，即“記憶、思考”，原本是對希臘語的Mnemosyne（意為“記憶”）的翻譯。因此，在羅馬，“moneta”變成了紀念記憶女神和鑄造貨幣的神廟的名稱。我們應該從金錢與記憶之間的這一詞源關聯來思考當前重新涌現的，關于廢除歐洲單一貨幣、恢復各國傳統貨幣的討論。在緊迫的“貨幣”問題下是同樣緊迫的記憶問題，即，重新發現歐洲各國自己的記憶。這些國家通過放棄自己的貨幣主權，也在不知不覺間廢除了自己的記憶遺產。如果說貨幣是記憶的首要場所，如果說貨幣——因為它能償付一切，能取代一切——對個體和集體來說都關乎對過去和死者的記憶，那么，在過去與當下之間聯系的斷裂（這個斷裂定義了我們的時代）中，貨幣問題伴隨著不可避免的緊迫性出現，也就不奇怪了。當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宣布，法國（也許，一如每一個歐洲國家）擺脫危機的唯一方式是恢復在自己貨幣上的權威的時候，他實際上是在建議國家重新發現其與自己記憶的聯系。如今我們面臨的歐洲共同體及其貨幣的危機是一場記憶危機，并且，別忘了，對每一個國家來說，記憶都是一個極其“政治”的場所。沒有記憶就沒有政治，而歐洲的記憶就和它的單一貨幣一樣不穩固。

2025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