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I革命席卷全球和經濟不確定性不斷增加的大背景下，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三位研究“創新”的學者。在中國浦東干部學院科技與產業創新研究中心副主任陳元志教授看來，這不僅是對三位學者個人貢獻的肯定，更標志著當代經濟學正重新把目光投向長期增長的根本機制。“創新驅動增長”不再單純是學術命題，而是成為關乎國家競爭力與制度韌性的核心議題。以下是他在上海財經大學的演講。

在過去兩個世紀里，全球經濟雖有波動，但總體進入一個持續增長的時期。要理解這一現象，必須認識到：技術革新如何以自我持續的方式不斷取代舊有技術，從而推動人均產出和生活水平的長期提升。然而，經濟史也提醒我們，增長并非理所當然，一旦創新機制失靈，經濟可能陷入停滯。

日前，瑞典皇家科學院將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西北大學的喬爾·莫基爾、法國著名經濟學家菲利普·阿吉翁與加拿大經濟學家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們“闡明以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機制”。三位學者分別從歷史、理論與機制三個層面，揭示了創新為何能夠成為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莫基爾回答了“創新為何可能”——他從思想與制度的演化解釋創新的文化根基；阿吉翁與豪伊特回答了“創新如何持續”——他們以模型化方式揭示了創新競爭的自我更新機制。在全球科技競爭和經濟轉型加速的今天，這些理論成果不僅是重要的學術突破，也為各國的發展路徑提供了現實鏡鑒。對正在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中國而言，亦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今天的演講，我就此跟大家分享個人的一些思考。

從歷史看創新：文化是持續增長的根基

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經濟增長出現顯著放緩。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長期面臨的“生產率停滯”，還是部分新興經濟體陷入的“中等收入困境”，都表明傳統依賴資本積累與要素擴張的發展模式正在失去動力。數字化、綠色化、智能化浪潮席卷全球，但創新帶來的社會回報率并未同步提高，創新與增長的脫節正成為當代經濟學亟需破解的新難題。

經濟增長從何而來？歷史經驗表明，經濟增長的根源不在資本的堆積，而在知識與制度的力量。喬爾·莫基爾把技術進步置于經濟增長的核心位置，從歷史視角考察技術變革如何在長時段內推動產出增長、產業結構演進與制度變遷。在他看來，工業革命并非偶然的技術爆發，而是歐洲長期積累的知識體系與開放制度共同作用的結果。18世紀的歐洲思想多元、政治分散、出版自由，形成了跨越國界的“知識共同體”。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失敗的試驗不再意味著懲罰，而成為學習的過程；科學與工藝的界限被打破，知識得以持續積累與擴散。

與歐洲的持續突破相比，世界其他地區在技術與制度演化上呈現出不同軌跡。以明清中國為例，農業、冶金、印刷、造船等領域曾長期領先于世界，但在高度集權與科舉主導的社會結構下，知識更多在行業與行會內部流動，缺乏跨領域交流與制度化積累，工藝創新難以上升為系統的科學與技術體系。

莫基爾認為，歐洲的領先優勢并非源于單點突破，而是源于“競爭性多中心結構”。這種制度上的多中心格局與思想上的多元，使科學家、工匠和企業家能夠在不同體制之間自由流動與競爭，避免了知識壟斷與思想停滯。印刷術的普及、學會制度的興起以及科學期刊的傳播，共同構成了早期的“開放式創新體系”，為工業革命奠定了思想與制度基礎。

這場革命的本質在于知識體系的制度化。技術創新之所以能夠在18世紀的歐洲持續涌現，不僅源于工匠的創造力，更得益于“有用知識”的累積——既包括經驗性的工藝技巧，也涵蓋抽象的科學原理，使創新從偶發靈感轉化為可持續、可復制的制度化活動。只有當人們不僅“知道怎么做”，而且“理解為什么能做”時，創新才能傳承并擴散。

這一歷史進程同時解答了一個長期疑問：為何一些文明雖很早出現先進技術，卻未能實現持續增長？癥結不在能力，而在思想壓制、制度封閉、知識傳播受限，使創新無法累積、社會難以自我更新。從這個意義上說，“制度—文化—知識”的長期演化構成了經濟增長的深層機制。技術革命之所以能夠自我延續，是因為社會建構了鼓勵探索、傳播知識、包容試錯的制度環境。這種對歷史經驗的提煉，為現代增長理論奠定了思想根基，也為后來關于創新機制的理論模型提供了堅實的歷史土壤。

從理論看創新：機制決定發展的活力

當前，全球化格局正被重塑。技術壁壘增加、地緣分化加劇、知識產權競爭加速，使得“創新驅動增長”不再單純是學術命題，而是成為關乎國家競爭力與制度韌性的核心議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選具有特別意義。它不僅回望了過去兩個世紀的增長邏輯，更回應了當下全球的共同關切：在結構調整和技術變革的浪潮中，經濟如何保持活力？社會如何支撐持續創新？

如果說莫基爾揭示了創新為何可能，那么菲利普·阿吉翁與彼得·豪伊特則闡明了創新如何得以持續。他們在《通過創造性破壞實現增長的模型》一文中提出了熊彼特式內生增長理論，將創新過程系統納入經濟增長的內生建模框架。在他們看來，經濟增長之所以能夠持續，關鍵在于創新機制的自我更新。新的企業和技術不斷進入，舊的產品與工藝被淘汰；創新成功者憑借暫時的領先地位獲得回報，而這一領先又會被下一輪創新所取代。這種循環往復的過程，使經濟體系在持續的更新中保持活力，增長由此成為可以自我維持的動態均衡。

這一機制還揭示出競爭與創新之間的微妙平衡。研究發現，競爭程度與創新活力之間呈倒U型關系：適度競爭最能激發創新潛能；而在壟斷狀態下，企業因缺乏壓力與激勵，往往趨向保守，創新動力減弱；過度競爭則壓縮回報空間，同樣不利于持續投入。此外，不同階段的經濟體，其創新策略也應有所差異。越接近全球技術前沿，越需要依靠制度創新與原創研發；而在距離前沿較遠的發展階段，更應強化學習和吸收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創新的自我更新并非沒有代價。“創造性破壞”既是經濟活力的源泉，也可能帶來就業結構的陣痛與產業替代的不平衡。創新在提升效率的同時，也會重塑社會分配格局。如果制度安排不能及時調整，創新紅利往往被少數主體占有，進而形成“增長中的不平等”。基于這一現實，現代增長理論提出了“包容性創新”的理念，強調通過教育、金融、稅收和社會流動性等政策工具，使創新收益能夠更廣泛地惠及社會。教育公平擴大了創新的參與群體；包容性的金融體系幫助中小企業突破融資約束；合理的稅收激勵與知識產權保護，在平衡效率與公平的同時，維護了創新體系的可持續性。隨著研究的深化，創新增長理論進一步將環境因素納入分析框架，形成了綠色增長理論，主張技術進步不僅要追求經濟效率，更應兼顧生態約束與社會可持續性。由此，創新不再只是經濟層面的變量，而是一種社會系統工程，成為連接經濟增長、社會穩定與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機制。

隨著理論的發展，創新的經濟學分析逐步走向系統化。教育、金融、稅收、知識產權、社會流動性等因素，被納入創新機制的整體考量之中，形成“創新政策經濟學”的基本框架。創新從抽象的理念轉化為可量化、可設計、可治理的政策過程，成為能夠通過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持續激發的經濟動力。

從啟示看創新：揭示增長的內在邏輯

此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發，不僅是對三位學者個人貢獻的肯定，更標志著當代經濟學正重新把目光投向長期增長的根本機制。莫基爾、阿吉翁與豪伊特的研究，構成了一個互為支撐的理論體系：從歷史文化到制度機制，從知識積累到動態競爭，揭示了創新如何成為經濟持續增長的根本動力。

傳統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將技術進步視為外生變量，難以解釋不同國家之間增長軌跡的差異。第一代內生增長理論將知識生產活動納入經濟體系的內生機制，而以“創造性破壞”為核心的創新驅動增長理論，則進一步揭示了制度、競爭與激勵結構在塑造創新動力中的作用，完善了技術進步內生化的理論解釋。

經濟增長的持久活力，源于能夠自我維系的創新循環——以開放包容的文化與制度為土壤，以持續積累的知識為根基，通過有效的激勵和適度的競爭，實現不斷的更新與自我進化，從而推動社會在長期發展中保持繁榮與進步。

創新不僅是一種經濟行為，更是一種社會機制。它依賴開放的文化氛圍、自由的思想探索、健全的產權制度和合理的市場競爭；它需要教育、科研與產業的協同配合，也需要容忍失敗、激勵探索的社會環境。創新之所以珍貴，正因為它無法被簡單復制。它是一種被制度化的創造過程，只有當社會將創新深度嵌入文化與制度結構之中，增長才能真正實現自我延續。

從實踐看創新：以創新引領高質量發展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的深度轉型階段。現代增長理論揭示的創新邏輯，在中國的發展實踐中得到越來越鮮明的印證。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完善創新生態體系，正是這一邏輯的生動體現。

第一，優化制度環境，培育創新文化的土壤。持續創新離不開開放的思想和多元的競爭。近年來，中國持續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完善科研評價與激勵機制，強化知識產權保護，鼓勵科研人員大膽探索、勇于試錯。這些改革正在塑造更加包容、開放、信任的創新生態，使“敢創新、能創新、善創新”成為科研共同體的文化共識，為科技進步提供堅實的社會基礎。

第二，完善競爭機制，激活創新的內生引擎。創新活力來自適度競爭與合理激勵。我國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破除地方保護和行業壟斷，通過公平競爭激發企業創新潛能。同時，推行“揭榜掛帥”“先行先試”等制度創新，使科研資源配置更加高效靈活，形成以競爭促創新、以創新提效率的良性循環，讓創新成為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

第三，加強政策協同，匯聚創新驅動的系統合力。創新不僅是科技部門的任務，更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環節。中國正統籌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教育—科技—產業”貫通融合，形成多方聯動、協同推進的創新體系。這標志著我國創新實踐正在從“點上突破”邁向“系統躍遷”，從“單項推進”走向“整體優化”。

第四，促進融合發展，構建創新驅動的良性循環。創新不是孤立的科研活動，而是一項跨領域、跨環節的系統工程。近年來，中國通過深化改革和區域協同，推動“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逐步形成層次分明、相互支撐的創新生態體系。同時，國家層面加快布局算力基礎設施、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前沿領域，為新質生產力的加快形成提供堅實支撐。

事實表明，中國的創新實踐與現代增長理論揭示的邏輯高度契合：以制度創新激發思想活力，以競爭機制促進技術進步，以系統協同支撐持續增長。創新正在成為引領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動力，成為中國經濟最穩定、最具可持續性的增長源泉。

面向未來：讓創新成為文化自覺

當今世界正經歷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綠色能源、量子科技等前沿領域，正在深刻重塑生產方式、社會結構與全球競爭格局。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創新是最大的確定性。

理論與實踐共同表明，經濟增長從來不是自然而然的結果。唯有保持創新機制的活力，增長才能持續；唯有讓創新成為社會共識與制度常態，它才能轉化為推動文明進步的持久力量。

面向未來，創新不僅關乎技術領先，更關乎文明方向。人工智能、生命科學、量子科技等領域的突破，讓人類在“能做什么”上擁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同時也在“應該怎樣做”上面臨新的倫理考驗。中國在人工智能治理、數據倫理、綠色轉型等領域的探索，正在為世界提供“負責任的創新”范式——既鼓勵大膽創造，又注重在安全與公共利益之間取得平衡。

對于中國而言，創新既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引擎，也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支撐。要讓創新成為文化自覺，必須在體制、結構與價值觀層面協同發力：深化教育改革，激發青年創造潛能；完善科研保障與市場環境，形成更加開放、公平的創新秩序；弘揚尊重知識、崇尚創新的社會風氣，使創新成為各類主體的普遍信念與自覺行動。

展望未來，創新不僅決定技術進步的速度，更決定社會文明的方向。以制度激勵持續創新，以文化精神呵護探索，以開放合作匯聚力量，讓創新的火種生生不息，讓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越走越穩、越走越寬。在新的全球格局中，中國正在推動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探索實現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中國答案”。這不僅是發展的戰略選擇，更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時代擔當。

陳元志，中國浦東干部學院科技與產業創新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華東師范大學兼職教授。中國軟科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常務理事。長期從事科技政策與創新管理研究。（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原標題：《思想者 | 陳元志：創新如何驅動增長？從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看門道》

欄目主編：王珍 文字編輯：王珍 題圖上觀題圖 圖片編輯：曹立媛 編輯郵箱：shhgcsxh@163.com

作者：陳元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