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在很多人的認知中，彼得·蒂爾更像是一位“先知”附體的哲學家，而非投資者。

王劍/作者 礪石商業評論/出品

在美國硅谷這片被譽為“全球科技創新引擎”的土地上，從不缺顛覆行業的創業者與眼光獨到的投資人，而被譽為“硅谷教父”的彼得·蒂爾（Peter Thiel）或許是其中最令人無法忽視的“異類”。

與其他科技領袖熱衷于開發消費級產品不同，他更致力于構建影響世界運行規則的底層基礎設施，這種獨特的戰略眼光，或許正源于他對“模仿欲望”與“創造性壟斷”的深刻理解。

事實上，在很多人的認知中，彼得·蒂爾更像是一位“先知”附體的哲學家，而非投資者。

要理解這點，就必須從其創立的Palantir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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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antir：構筑數字世界的野心藍圖

2002年，PayPal成功上市后不久，便被eBay以15億美元收購。作為聯合創始人之一的彼得·蒂爾，與其他核心成員一樣，選擇套現離場，轉而尋找下一個藍海。

彼時，硅谷正沉浸在社交應用與高科技產品的開發熱潮中，資本紛紛涌入這些看似前景無限的賽道。

然而，蒂爾卻將目光投向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如何構建數字時代的底層世界觀。

在他看來，硅谷眾多公司沉溺于相互模仿，追逐相似的商業模式與產品形態，整個行業陷入了法國思想家勒內·基拉爾所提出的“模仿欲望”陷阱。

基拉爾認為，人的欲望并非源于內在需求，而是通過模仿他人而形成。過度模仿將導致個體喪失原創力，進而抑制真正的創新。

在斯坦福大學攻讀哲學與法學期間，蒂爾深受老師基拉爾理論的影響，并由此發展出對“創造性壟斷”的執著追求。他主張企業不應僅在現有市場中競爭，而應通過根本性創新開辟全新領域，構建獨一無二的數字基礎設施。

這一理念，最終成為他創立Palantir的精神原點。

從某種意義上說，Palantir也可視為蒂爾哲學思想的實體化呈現。其名稱“Palantir”源自《魔戒》中能預見未來的水晶球，寓意打造一個能夠洞察并塑造現實世界的數字鏡像。

與當時流行的元宇宙等虛擬概念不同，蒂爾始終堅持數字系統必須扎根于現實世界。因此，Palantir并未追逐熱點，而是選擇了一條更為艱難但根基堅實的路徑：專注于政府情報分析與企業級大數據處理。

這一領域專業門檻極高，少有公司涉足，卻正好為Palantir提供了構建“創造性壟斷”的空間。這種布局背后，恰恰也是蒂爾對“創造性壟斷”的執著追求。只是這種“壟斷”不是通過壓制競爭獲得，而是通過解決根本性問題自然形成的市場主導地位。

正是不斷通過將多源異構數據整合為機器可理解的語義網絡，Palantir逐步建立起一個能夠不斷演化、具備預測能力的“世界模型”。該系統不僅服務于中情局、聯邦調查局等政府機構，也被摩根大通、默克等行業巨頭所采用。

這也使得在后來的AI技術爆發期，如大模型興起之時，Palantir憑借其扎實的底層架構，才能迅速將新技術轉化為實際應用，而其他公司則還深陷在如何讓AI理解現實邏輯困境中。

而這種“先筑基、后建樓”的策略，也讓Palantir逐漸成為一家將技術與現實世界權力結構相結合的硅谷新勢力，逐步形成強大的飛輪效應與幾乎無法逾越的技術壁壘。

值得一提的是，與同為“PayPal黑幫”成員的馬斯克張揚的風格不同，蒂爾始終選擇隱于幕后，將Palantir的日常運營交給聯合創始人亞歷山大·卡普。

這種安排看似低調，實則也是精心設計的戰略選擇。

通過刻意保持低調，Palantir得以在不受過度關注的情況下默默構建起數字基礎設施。而當公眾開始意識到其重要性時，Palantir已然成為這個領域不可或缺的存在。

如果要深入研究彼得·蒂爾獨特的投資哲學，就必須再度回溯到他就讀斯坦福大學，以及后來創立PayPal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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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溯源：從校園到商業實踐的蛻變

上世紀80年代末的斯坦福大學，充斥著各種思想躁動。

彼時，因為對老師基拉爾“模仿欲望”理論的追隨，蒂爾不僅在校內大力鼓吹，還與同學共同創辦了保守派學生報紙《斯坦福評論》（The Stanford Review），以此為陣地，來宣揚創新精神。

但經過不斷深入探討和學習，蒂爾逐漸意識到，真正有價值的創新，不應是簡單地模仿競爭，而是要開辟全新的道路。

這個想法也如同一粒種子，開始在這個年輕人的心中生根發芽。

雖然這些思考與商業無關，但還是為其后來獨特的投資視角奠定了堅實基礎，并最終在其創建PayPal時得到了第一次實踐。

1998年，互聯網的浪潮剛剛興起。當其他金融科技公司都在模仿傳統銀行的模式時，蒂爾和他的伙伴們選擇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創造一種全新的在線支付方式。

這個過程并非一帆風順，但最終的成功讓他更加確信：避免同質化競爭，創造全新市場，才是真正可持續的發展之道。

隨著PayPal被收購，當其他合伙人紛紛投身新的創業項目時，蒂爾卻選擇暫時停下腳步。他常常獨自坐在加州的咖啡館里，在筆記本上記錄著自己對數字時代底層架構的思考。

這些安靜的思考時光，讓他在2003年與好友亞歷山大·卡普共同創立了Palantir。

當時正值互聯網泡沫破裂不久，整個行業對ToB業務都持保守態度，但蒂爾以其獨特的遠見，看到了數據時代最本質的需求，他認為任何看似雜亂無章的數據背后，其實都藏著最真實的市場需求。

于是，就在創立Palantir的第二年（2004年），當社交網絡還被大多數人視為年輕人的“玩具”時，蒂爾做出了一個讓同行不解的決定：以50萬美元成為Facebook第一個投資者。

這個決定不僅源于他對數字時代的深刻理解，更體現了他獨到的投資理念：在別人尚未察覺時，去發現真正有價值的新生事物。

彼時的社交市場急需一個真實、可信任的連接平臺，而Facebook以實名制為基礎的校園社交模式，正好迎合了年輕一代對真實身份和穩定關系的需求。

事實上，無論是創立Palantir，還是決定投資Facebook等項目，蒂爾的投資理念從來不是突然閃現的靈感，而是基于長期的學習、思考和實踐中逐漸成形的。

相比那些喜歡張揚的創業者，蒂爾始終保持著一種特立獨行卻又沉穩從容的思維方式。而這種冷靜的性格，使得蒂爾總能超越短期熱點的干擾，看到那些真正具有長期價值的創新機會。

正如他后來在《從0到1》著作中的經典闡述：“Progress comes in two forms: horizontal progress, which is copying things that work—going from 1 to n, and vertical progress, which is doing new things—going from 0 to 1.”（進步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水平進步，即復制已知模式；另一種是垂直進步，即探索新的可能）。

也是基于這樣的理念，才使得當Palantir奠定數字世界的基礎架構后，彼得·蒂爾又開始將其“創造性壟斷”理念擴展到更廣闊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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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布局：構建多元價值網絡

與普通投資者不同，蒂爾的投資布局始終圍繞著構建獨特而不可替代的價值網絡展開。

事實上，投資Facebook不僅給他帶來巨額回報，更重要的是讓他自此進入了社交帝國的決策核心，讓背后的“PayPal黑幫”也擁有了強大的輿論陣地。

所謂“PayPal黑幫”其實源自媒體的一個戲謔稱呼，指的是由彼得·蒂爾、埃隆·馬斯克、里德·霍夫曼、大衛·薩克斯、陳士駿、乍得·賀利，以及基思·拉布伊斯等PayPal早期員工組成的緊密團體，他們后來共同創造了眾多成功的企業，關系猶如“黑幫家族”那般緊密，但影響力遠不止于財務投資。

這種投資邏輯也頗有蒂爾“風格”，即任何投資不僅要獲取財務回報，更要掌握信息流向和戰略制高點。

正是在Facebook董事會任職期間，他得以深入了解社交網絡的數據運作機制，為他后來構建Palantir的數據分析體系提供了寶貴經驗。

而為了證明自己對“模仿欲望”的批判正確性，他也始終在尋找突破性的創新領域。

與追逐短期熱點的投資者不同，蒂爾只專注于長周期、高風險的項目押注，因為他堅信真正的壟斷價值來自于解決根本性問題。

比如在生物科技領域，他的投資布局就堪稱大膽：從Unity Biotechnology這樣致力于清除衰老細胞的公司，到極具爭議的人體冷凍技術，他在這些看似科幻，且短期內看不到回報的領域就投入了巨額資金。

蒂爾曾直言不諱地表示：“死亡可能是人類面臨的最后一個‘技術問題’，而解決這個問題將創造最大的價值。”這種將“創造性壟斷”思維應用于人類終極問題的嘗試，恰恰展現出他超越常規的投資視野。

而蒂爾在政治領域的布局能力，更顯示出其成熟的投資眼光。

2016年，當整個硅谷精英階層都對特朗普避之唯恐不及時，蒂爾卻逆流而上，公開支持這位被主流輿論看衰的“政治新人”。

這一決策在當時的硅谷引起了巨大爭議，卻再次體現了蒂爾的投資哲學：在價值未被普遍認知時提前布局。

令人驚嘆的是，他不僅支持特朗普，甚至悄悄著手培養自己的政治接班人。通過輔佐暢銷書作家萬斯，幫他創建公司，介紹進入特朗普的核心圈子，最終成功將其推上了副總統的寶座。

事實上，這也是蒂爾投資智慧的精髓，即其《從0到1》著作中提到的“積極構建跨領域的協同效應”。

正是通過政治投資，他巧妙地將政治資本轉化為科技業務的助推器。比如當需要推動某些政策時，他的科技實力成為了影響決策的重要籌碼；而當企業（如Palantir）需要拓展政府業務時，他的政治人脈又為其打開了關鍵之門。

這種動態的價值循環不僅鞏固了他的商業帝國，也使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硅谷教父”。在很多人眼中，蒂爾不僅是一個精明的投資者，更是一個試圖通過“創造性壟斷”來定義未來規則的“架構師”。

然而，這種全方位的影響力布局也引發了更深層次的思考。

特別是在蒂爾構建起跨越科技、生物與政治的價值網絡之后，不禁令人好奇，這個“硅谷教父”終極目標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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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極目標：重構世界秩序的哲學實踐

答案或許隱藏在他獨特的世界觀和投資哲學中，特別是他所信奉的“冪次法則”（Power law）與對“本體論”（ontology）層次的執著追求。

冪次法則又稱“80-20”法則，由經濟學家維爾弗雷多·帕累托于1906年提出，指在任何系統中約20%的關鍵因素主導80%的結果，呈現規模與頻次成反比的分布規律。

簡單來說，就是在很多情況下，少數因素往往會產生絕大多數的結果。

蒂爾曾在多個場合闡述自己的“冪次法則”理念：真正重要的投資回報往往來自于極少數關鍵決策。

如果用更概況的話來解釋，就是蒂爾一邊通過精心的投資布局，一邊在尋找一套宏大、統一的理論，用以理解和對抗這個在他看來日益趨同、思想貧瘠的世界。

這就不難理解，為何他的投資項目總是顯得如此與眾不同。特別是當大多數人在追逐分散風險時，他卻總在尋找那些能夠產生指數級影響的“關鍵節點”。

從早期押注Facebook，到布局Palantir，再到公開支持特朗普，幾乎每一個決策都體現出其不追求數量上的成功，而是追求質量上的決定性影響。

這也是蒂爾與其他硅谷投資者最不同的地方，他終其一生所追求的不只是單純的財務回報，而是一種對現實世界的“本體論”層面的重構。

所謂“本體論”，其實是西方哲學史中一種以本體與現象對立為核心的理論，主張以獨斷態度研究超越的本體問題，其雛形可追溯至古希臘哲學。

而作為一位名校的哲學專業高材生，蒂爾在追求投資回報的同時，也渴望將這些哲學命題通過自己建構的世界得到真正詮釋。

比如通過Palantir，他就試圖重新定義數據的組織方式；而通過生物科技投資，他希望重新詮釋生命的本質；通過政治運作，他又期待借此影響社會運行的基本規則。

這些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投資，實質體現出蒂爾正悄悄建立一個基于其哲學理念的新世界秩序，而這或許才是他的終極目標。

從某種角度來看，蒂爾也不僅僅是一個哲學的信徒，他也確實找到了將哲學轉化為權力的實踐路徑。

因為蒂爾對這個世界始終充滿憂慮，在他看來，現代社會雖然科技突飛猛進，各種技術概念鋪天蓋地，但其實“糟透了”，覺得根本問題在于“人們已經失去了對未來的想象力”。

所以，他才會在著作《從0到1》中痛心疾首地指出：“We wanted flying cars, instead we got 140 characters.（我們想要會飛的汽車，結果卻得到了140個字符）。”

這是彼得·蒂爾最著名、也是最核心的一句對當下的批判，形象地概括出其對當今科技界乃至整個社會創新停滯的失望。

可能有人對這句話不太理解，不妨用一個更生活化的比喻來解釋：

想象一下，在20世紀60年代，人們憧憬的21世紀是擁有飛行汽車、太空殖民地和機器人管家的世界，期待的是一種縱向的、顛覆性的進步（也就是蒂爾所說的“從0到1”）。

然而，現實是，進入21世紀后，我們引以為傲的許多科技創新，比如更先進的手機、更多的社交App（“140個字符”其實就是代指Twitter之類的社交媒體），本質上都是在已有的領域里進行優化，而這更像是一種橫向的、重復性的進步（即“從1到n”）。

蒂爾的真實意思是，當社會沉迷于邊際改善時，真正的突破性創新就被忽視了。

因此，他希望自己的投資不是在迎合現有需求，而是在創造新的可能性。比如他投資的抗衰老研究就是最好的例證：在大多數人還認為死亡是必然時，他已經將其視為一個可以解決的技術問題。

正是這種思維模式，使得蒂爾的布局呈現出一種世人難以理解的獨特時空觀。

在時間維度上，他的投資跨越了代際，從即時見效的政治投資到需要數十年才能見效的生命科技；在空間維度上，他的影響力橫跨科技、政治、金融等多個領域。

然而，這種巨大的野心也帶來了深刻的倫理問題。

當一個人試圖同時重塑生命、社會和技術的基本規則時，誰又來確保這種權利不會被濫用？

蒂爾經常被業內批評為“反民主”的技術精英主義者，這種批評其實也在提問，當技術加速發展，人類社會又該如何平衡創新與責任、效率與公平、突破與包容？

蒂爾的終極目標或許是真心希望構建一個基于“創造性壟斷”的新世界秩序，在這個框架中，創新不再受制于平庸的共識，進步不再被短視的民主程序所阻礙。

可問題也隨之而來：一個由科技與政治精英主導的世界，是否真的能帶來更美好的未來？

5

“敵基督”論：科技時代的隱憂與反思

事實上，這個問題的提出者，恰恰就是彼得·蒂爾。

近兩年來，無論公開演講、私人晚宴還是播客閑聊，蒂爾張口閉口總是離不開“圣經”“末日”的話題，并反復向在場的人們追問：如何抵御“敵基督”（Antichrist）的降臨？

這種看似突兀的宗教話語，實則是理解其思想軌跡的關鍵線索。

“敵基督”是《圣經》中簡短描述的末世人物，被視為邪惡的化身。但蒂爾的討論遠非簡單的宗教隱喻，而是深受納粹法學家卡爾·施密特神學政治思想的影響。

施密特曾提出的“制衡者”（katechon）概念，即阻止末日到來的約束力量，也成為蒂爾思考當代科技與政治問題的核心框架。

不過，蒂爾并不是極端的宗教人士，他只是用歐美人更好理解的母體文化做個比喻。

在他看來，這個末世形象并非特指某個具體人物，而是任何利用人類對科技的恐懼，借“和平與安全”之名整合世界的政治實體或機構，都可能成為“敵基督”的潛在體現。

這種觀點使他將當代的全球化進程和技術治理趨勢，視為某種需要警惕的末世論威脅。

他更想借此提醒大眾，現在的社會正通過技術進步悄悄抹除政治邊界，而這種“去政治化”的進程恰恰可能為新的極權形式鋪平道路。

不難看出，蒂爾對“敵基督”的擔憂，其實也折射出他思想深處的悖論：作為技術創新的最大推動者之一，他卻對技術可能帶來的政治后果保持高度警惕。

因此，這種矛盾心理又不斷驅使他尋找現實中的“制衡者”，即某種能夠阻止技術極權崛起的力量。從他對特朗普的支持到培養萬斯這樣的政治新星，其實都可視為其在現實中尋找“制衡者”的某種嘗試。

然而，這種將神學概念植入政治實踐的做法，本身就值得深思。

因為蒂爾的“敵基督”論說不僅反映了他對技術治理的深刻洞察，實際上也暴露出其思想中的精英主義傾向。

頗為反諷的是，在蒂爾不斷構建的理論框架中，他堅持認為只有極少數自己這樣的精英“覺醒者”，才能識破“敵基督”的誘惑，而這種認知上的優越感，其實也成為他所反對的“新權力壟斷”形式的體現。

然而，真實的彼得·蒂爾始終是一位無法被簡單定義的兩極化人物。

在他的支持者眼中，他是一個戳穿謊言、顛覆死亡與官僚的天才冒險家；而在反對者看來，他是一個極度危險的人物，將其視為以壟斷資本碾壓自由、用技術拆解生命、謀劃精英極權的危險顛覆者。

不管怎么說，蒂爾的“末世論”思考，確實代表了當下硅谷精英派對技術時代人類命運的哲學思考。

越來越多的硅谷技術創業者都在擔憂，當科技力量足以重塑人類社會時，究竟該如何避免這種力量被異化為新的控制工具。

與此同時，蒂爾的“末世論”思考也猶如一面鏡子，照出了技術烏托邦主義背后隱藏的極權陰影，引發更深層的拷問。

在這個被算法和數據重構的世界里，最大的風險或許不是技術本身的演進，而是我們在擁抱技術進步時，不知不覺地讓渡了作為人的主體性。

因此，真正的“制衡者”從來不在外部，而在于我們每個人內心對自由的堅守，在于社會始終保持著對任何單一邏輯的警惕與反思。

當科技的力量膨脹到足以挑戰生命的本質與社會的契約時，我們面臨的或許不是簡單的善惡選擇，而是一場關于人類文明走向的終極命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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