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不再兮，形影依依；

故友行遠兮，情思不已。

2024年11月28日清晨，漢寧先生發來微信：“一條令人悲痛的消息，我們敬愛的托馬斯·海蘭德·埃里克森教授昨夜在奧斯陸去世。……”

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我隨即給漢寧回信：

這實在是令人悲痛的消息！我們深切懷念托馬斯·海蘭德·埃里克森教授！我們視他為導師和朋友，對他充滿敬慕感佩之情！他將作為一位偉大的學者和“北歐斗士”垂名史冊。請向他的夫人和家人轉達我們由衷的哀悼。

漢寧來自挪威，是埃里克森教授的學生，在挪威駐華使館商務處工作，長年往返于奧斯陸和北京，有時也來上海。埃里克森（Thomas Hylland Eriksen 1962-2024）是挪威奧斯陸大學的社會人類學教授，是繼巴特（Fredrik Barth 1928-2016）之后北歐人類學最杰出的代表，也是當代歐洲最具學術和社會影響的學者之一。

我早先讀過埃里克森的著作，與他相識是2018年，自那以后保持著電郵聯系，真正面對面交往的時間并不多，然而，他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深刻且不可磨滅的。

一

2018年1月，我和范麗珠赴挪威，訪問濱臨北海的卑爾根大學（University of Bergen）。在社會人類學系，我們與一批新老朋友相聚。會見，座談，演講，走訪社區，參觀博物館，家庭聚會，……匆匆幾天過去。

早在我們籌劃行程的時候，卑大的老朋友古納（Gunnar Haaland）教授提議：“如果你們打算回程在奧斯陸停留，我建議，不妨見一見奧斯陸大學的托馬斯·海蘭德·埃里克森教授，他是當今北歐最優秀的人類學家。你們要是有意，我來為你們牽線。” 如此友好的提議，我們欣然接受了。

從卑爾根飛抵奧斯陸，已近黃昏，在去賓館的路上，開始飄雪。第二天清晨，窗外一片銀裝素裹，我們踏雪在住處周圍看了看市容，趕在11點之前來到Majorstuen地鐵站的“SamsonCafe”咖啡館，那是約會的地點。其實，在我們停留奧斯陸的那兩天，埃里克森的工作日程排得很緊，但他仍然在百忙之中擠出時間來與我們見面。選擇這家咖啡館，因為這里離他日程中下一項活動的地方比較近。

我們剛坐下一會兒，埃里克森也到了。他看上去略顯清瘦，約莫一米七〇至一米七五的個子，在普遍人高馬大的北歐人當中算是體型偏弱的，但從步態和神情看，十分干練。幾句寒暄以后，我們的話題轉向社會文化研究。埃里克森介紹了他新近完成的研究項目“過熱：全球化的三大危機”（Overheating: The Three Crises of Globalization），表達了他對當今全球化發展中產生的某些“過熱”現象的關注。我們則講述了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尤其是我們剛發表的一些案例研究。當然，咖啡桌前的閑聊并沒有什么“邊界”，只要感覺投機，無論信馬由韁，抑或默然相視，都會有融洽的氣氛。

2018年1月，筆者與埃里克森在奧斯陸咖啡館。

大約11點40分，埃里克森的幾個研究生陸續來到咖啡館。我們繼續聊了一會兒，埃里克森便要帶著學生趕下一個場子了，記得是去參加一個聽證會之類的活動。

握手道別，埃里克森挨近我，壓低嗓音，十分平靜地說：“你可能知道，我患有癌癥。”

“是的，”我微微點了一下頭（古納教授曾經提及他的健康情況），說道，“但你看起來相當好。請多保重！” 或許是出于下意識，我倆同時緊了緊握著的手。

二

再次與埃里克森教授交往是三個月以后。2018年4月，我們在考慮秋學期（十月中旬）舉辦“張祥華學術講座”的人選，斟酌再三，決定邀請埃里克森教授。埃里克森復函一口應允前來復旦大學做講座，并說其夫人將同行，一起看看中國。這讓我們很高興，畢竟埃里克森仍處于康復之中，往返有夫人陪同，我們放心多了。關于講座的主題，我們根據埃里克森的研究領域和我們關注的問題，給了幾個寬泛的選題 —— 族群，認同，全球對話。他確定的題目是“21世紀身份認同的雙刃劍”（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identity in the 21st century），并附上一份詳細的摘要。

巧合的是，大約兩個星期以后，復旦“一帶一路”研究院籌備2018年度論壇，希望邀請一些有影響的國際學者參加，會期也在十月份，正是埃里克森來訪的那幾天。于是，我們給埃里克森去信，協商是否可能應邀出席“一帶一路”論壇并發言。信中說明兩點：如果他來不及專門準備會議論文，就圍繞“新世紀與身份認同”的問題發言，也很切合“一帶一路”論壇的主題；另外，他來訪時間有限，只需參加有他發言的那一場就可以退出論壇，以便給他騰出一點自由活動的時間。

埃里克森回信，欣然接受復旦論壇的邀請，說“一帶一路”是當今世界上最重大的事項之一，這樣的機會不應錯過，他準備既發表論文也全程參會，論文選題為“集裝箱船在當代全球化進程中的關鍵作用”，這是一個他曾經在“過熱”項目中研究過的問題，但從未公開發表過。同時，他還提出：“如果你們有其他事情需要我做，例如，與復旦的學生座談，我也十分樂意。” 作為一位具有世界聲望的著名學者，疾病纏身，仍以如此認真、熱情、主動的態度投入學術和交流，令人心動。

與此同時，一位在奧斯陸大學獲得人類學博士的中國學者，回國后在成都工作，與埃里克森聯系，邀請他“順訪”成都，看看中國的西南地區。為此，埃里克森擴展了行程計劃，并在來信中說：“感到非常興奮，期待著更多了解中國，更多了解中國的人類學！”（Very excited about this, looking forward to learning more about China and Chinese anthropology!）

此后幾個星期，通過頻繁的郵件往來，辦妥了埃里克森來訪的相關文件，并將行程和訪問的細節逐項落實。到六月初，一切就緒。下一步將是啟程前的聯絡工作，那要等到十月初。

然而，天有不測風云！9月19日，收到埃里克森從醫院病床上發來的郵件：

我一直在猶豫，要不要寫這封郵件，懷著突發奇跡（病情好轉）的希望，然而，奇跡并沒有出現。如你所知，我的健康狀況不很好，過去幾個星期急劇惡化。我住院了，癥狀嚴重，醫生無法控制病情，…… 由此帶來很壞的消息 —— 對你來說，對我來說，都是很壞的消息。我非常期待這次行程，一切都安排好了，從簽證到機票，我的妻子渴望與我同行，我已經開始寫講稿，突然，身體崩潰了，…… 恢復，或近不可期，或遙不可及。我感到非常抱歉、羞愧和失望，……

這當然是令人失望的消息，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我立即給埃里克森回信，表達了我們的理解、同情和慰問，并在郵件中說道：

今年初，我們在奧斯陸咖啡館見面時，您專注于學術和工作，只是十分平淡地提及健康狀況，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我們決定邀請您來訪，出于對您的學術成就之欽慕，同樣有感于您在疾病面前體現出的勇氣、尊嚴和人格。…… 請勿掛念復旦的講座和會議，聚焦于治療和康復—— 我們相信奇跡！

我將郵件發出后，心中不免惴惴。雖說近二十多年來腫瘤醫學有了長足的進步，不過，因癌癥復發而“二進宮”的患者，預后不良的比例非常高，這是無奈的現實，正如埃里克森來信所說：在我們的生活/生命中，有些事情我們幾乎無法決定，健康就是其中之一。

三

謝天謝地，奇跡發生了！憑著他頑強的意志和專業的醫療護理，埃里克森再次戰勝病魔。2019年12月，在我們為歲末新年互致問候的郵件中，埃里克森說，“我仍然懷念去年錯失的機會，一次探險之旅，幾乎成行。不過，與此同時，我還是感到高興，我康復了，仍然活在人間（happy to have recovered and to be here still）。” 我們也為之高興，作為一位“二進宮”的癌癥患者，再度康復，實屬不易。從“常理”出發，埃里克森日后需要適度調整生活中的輕重緩急，注重保養，畢竟，“仍然活在人間”，健康是第一位的。

2020年新年伊始，新冠病毒給地球人類帶來一場空前的災難，國家不分大小貧富概莫能免，數月之間，疫情導致全世界經濟發展停滯，各國公共衛生和社會生活在不同程度上失序，許多地區亂象叢生。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于三月中旬收到埃里克森發來的郵件，邀請參加他發起的一個研究項目。項目的構想是，在歐洲、亞洲、非洲的五個國家開展田野研究，通過訪談、觀察、公共話語分析、政策研究等方法，調查不同國家和社會對新冠疫情做出的反應，由此揭示一個相互關聯的全球化世界的某些脆弱性，而這些脆弱性往往以我們未曾思考過的方式呈現。當然，這項研究也將探討某些具有積極意義的方面，比如，一個更慢、更可持續發展的世界之可能性及其相關的價值觀念，……

在這疫情肆虐、大難當前、人人自危的時刻，這位身體羸弱、屬于高危人群的人類學家，并不在意自身的健康和安危，而是關注疫情期間開拓學術研究的可能性。他從學者的視角出發，審視這一全球性的事件，試圖探討當今世界的全球化進程與疫情流行的內在關系及其社會影響。他把思考化為行動，發起這樣一項跨國研究，親自聯系多國學者，親自撰寫研究方案，提交“挪威研究委員會”（Norway Research Council），申請研究經費。讀著埃里克森的來信和研究方案（大綱），我們既為他的學術敏感性和社會責任感而佩服，更為他忘我投入學術和社會的精神所感動，于是義無反顧地加入了他的研究團隊，并附上所需的文案材料。

經過一番努力，埃里克森申報的研究方案入圍了，遺憾的是，最終沒有能夠正式立項，“挪威研究委員會”將這一輪研究經費集中投入醫學和生物學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新冠肺炎的預防和治療等流行病學的研究項目。消息傳來，我感到失望，不過也舒了一口氣，因為我一直心存擔憂，如果拿下這個項目，作為主持者的埃里克森，既要負責項目的組織、聯系和協調工作，還要參與挪威的子課題研究，最后還要負責整個項目的匯總、統稿、出版事宜，這一切都是高強度的腦力勞動，他那飽受病魔摧殘的身體能夠承受得了嗎？

值得一提的是，申請這樣一個很有分量的研究項目，只是埃里克森的“業余”，他另有“分內”的教學任務，指導研究生的工作，其他科研項目，以及院系和學校的事務性工作，此外，他還擔任諸多社會職責（包括“挪威科學和人文學院”院士），接受多方面的咨詢，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就在這次項目申請的第二個星期，盡管因疫情而減少了社會活動，埃里克森還是擔任兩場公共活動的嘉賓，一場是在電視臺接受專題節目的采訪，另一場是面對公眾的線上演講，主題是“從社會科學的視角談新冠肺炎綜合征”。

因為知道他“二進宮”的經歷，不免對他的健康心存憂慮，我曾在郵件中一再提醒埃里克森注意勞逸，保重身體。這是對一位癌癥康復期朋友的牽掛，也是人之常情。然而，如今回想起來，我不禁生疑，所謂“常理”或“常情”會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他的共鳴并付諸相應的行動。因為他的生命軌跡顯示，埃里克森遠遠超越了“常人”。

四

自那以后，我們仍然像遠方的朋友一樣，平日不多往來，歲末新年之際互致問候，略敘短長。埃里克森通常會談論自己的健康狀況，家人團聚，假日環境，尤其是他心心念念的學術。在2020年底的郵件中，他再次提起新冠疫情的研究項目。

如果我們申報的項目得到了資助，我們的研究肯定會找到一些解釋，為什么中國在控制新冠病毒方面比幾乎所有其他國家都要好得多。…… 這不僅僅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政府的問題，其中必定有某些文化因素。

還有一個常見話題是埃里克森對全球化和世界局勢的關注，他在郵件中一再提及近年來頻發的戰亂和其他天災人禍，為此感到不安和憂慮。

2023年歲末的郵件帶來一則意想不到的消息，埃里克森說，他正在做下一年度的計劃，準備秋季應邀訪問臺灣地區，想順道在上海停留，希望到復旦補做當年取消的那場講座，不知是否可行。

埃里克森要來上海，當然是好消息，我們最擔心的還是他的身體。他在來信中說：“我的健康狀況仍有起伏，嘗試了各種療法，不過，我覺得目前就診的醫院提供了非常好的治療。”聽口氣，積極而樂觀。我們想，他既然能夠籌劃遠道出訪，看來身體的基本狀態還是可以的，況且，上海只是“順訪”，短暫停留。于是，我們復信，歡迎他來上海；同時，我們聯系了復旦大學北歐中心，共同主辦這一場講座。

安排具體事項是半年以后的事。2024年7月開始，前后好幾個星期，逐項落實了埃里克森來訪的細節，并且敲定了講座題目 —— “全球化時代的認同問題”（The complexities of identity in a globalizing world）。英語標題中用了“complexities”一詞，埃里克森解釋道，因為近年來在全球化進程中的身份認同問題更趨錯綜復雜了，值得關注，他將就此做一些分析。設計講座廣告，需要一張埃里克森的照片，我們選用了奧斯陸大學官網上介紹埃里克森教授的那張照片，大約是八年前的。

2024年9月，埃里克森復旦大學講座廣告。

埃里克森看到講座廣告，來信稱贊廣告制作得太好了（looks smashing），并不無幽默地說，“自拍攝那張照片以來，我添置了一頂帽子，留了短短的胡須，還戴上了一副眼鏡。…… 期待見到你們！期待見到上海！”

五

講座時間定在9月23日下午。因為其夫人有事走不開，這次旅行只有埃里克森一個人。他將于20日從奧斯陸出發，飛行兩小時到達法蘭克福，轉機，再飛十二小時到達上海，如果順利，他將于21日接近中午時分抵達上海。從他離開家到最終下榻的“復旦皇冠酒店”是二十多小時的旅程，真讓人放心不下。我們安排一位剛從美國交流回來的博士生（王恕橋）去浦東機場接機，我將在皇冠酒店迎候，酒店與復旦西南校門一路之隔。

或許是某種不祥的兆頭，埃里克森這次出行從一開始就不那么順。19日晚上，出發前一天，埃里克森發來郵件，原定的“奧斯陸-法蘭克福-上海”航班取消，改簽為“奧斯陸-阿姆斯特丹-上海”航班，不過，到達上海的時間仍然是21日接近中午的時分。

按約定，埃里克森20日到達阿姆斯特丹，轉機，在登上飛往上海的飛機后要給我發個信息（郵件或手機短信）。然而，一整天過去了，反復查看，沒見到任何信息，打電話也聯系不上。猶疑，不安，焦慮，只能等待，……

21日凌晨，收到埃里克森手機短信和電郵，說他仍然在阿姆斯特丹的機場，“航班再次延誤”，“[發生了]醫療情況”（a medical issue），“明天到[上海]”，……。先后幾則信息，匆匆，語焉不詳。來信提到“醫療情況”，甚至“緊急情況”（emergency），令人十分擔憂，但也沒有辦法，只能等待，……

一直等到21日晚上9點，埃里克森發來手機短信——“登機了！”

但愿一路平安！

22日上午，按部就班，王恕橋去浦東機場，我去復旦皇冠酒店。大約10點半鐘，王恕橋發來微信，接到埃里克森教授了。算起來，從他20日在奧斯陸離家出發，四十多個小時過去了，任何旅行者都會感到十分疲憊，更何況他是有病在身的人呢。我在酒店跟前臺經理協商，務必安排一個安靜的房間，讓他好好休息。

埃里克森從酒店大門走進來。抬眼見到他的那個瞬間，我心頭一顫，眼前的他，與我記憶中的埃里克森判若兩人：是的，他戴著帽子、戴著眼鏡、留著胡須，正如他郵件中所說的那樣，然而，整個人看著蒼老了許多，消瘦和憔悴的程度大大出乎預料，映入眼簾的他，簡直就是一尊極其瘦弱的骨架，支撐著一襲外衣，身軀佝僂，步履遲緩、飄忽，……

我快步迎上去。當我們雙手相握、雙目對視時，我再次注意到他那淡淡的灰藍色雙眸，睿智的眼神依舊，目光中隱隱閃現出幾分勝利者的喜悅。“我終于來到上海了！” 他微笑著說。

辦妥手續，進入客房，坐定，埃里克森講述了他在旅途中發生“航班再次延誤”的情況。

“出發前一天，我做了化療。”他一開口，嚇我一跳。——前一天剛接受化療的病人，第二天就要旅行？！還是洲際長途旅行？！

埃里克森似乎習以為常，只顧緩緩地敘說著，那種輕松且不時略帶微笑的表情，像是剛從田野調查回來的人類學家，講述某件發生在“他者”身上的“趣聞”，而不是他“自己”剛剛經歷的“險情”：

20日下午，從奧斯陸出發，飛到阿姆斯特丹，在荷蘭史基浦機場轉機。進入候機大廳，正準備排隊登機，我突然暈倒，失去知覺。等到機場的醫護人員趕過來，拍打著我的臉，把我從昏迷中喚醒的時候，航班已經飛走了。他們檢查了我的身體，沒有發現什么大不了的情況。當晚，我在機場賓館住下，著手聯系第二天的航班。我得到一個第二天航班的座位，但航空公司不讓我登機，說我身體有問題。我是善于斗爭/爭辯的，堅稱自己的身體情況完全可以乘坐飛機。結果，他們叫來醫生，檢查了我的身體，最終，還是讓我登機了。

聽他這番敘說，我明白了他前一天在電郵中的那句話，“這多少已經是一場歷險了！不過，我是能夠斗爭的 ……”（So this has already been a bit of an adventure! But I’m fit for fight and …）。于是，我跟埃里克森半開玩笑地說：“您真是一位北歐斗士！”（You are really a Nordic fighter!）埃里克森聽著，會心地笑了。

雖然是以玩笑方式說出的話，但在我內心，確實認為埃里克森就是一位斗士，并深深地為他這種勇往直前的精神所感動。趁著他在筆記本電腦上調試WiFi，我舉起手機，記錄下那個特定的瞬間。

2024年9月22日，埃里克森在上海復旦皇冠酒店，調試WiFi。

時間過了十二點半，我們給埃里克森留下事先備好的一包食品（面包、糕點、牛奶、水果），作為午餐，讓他墊一墊饑，稍事收拾，趕緊休息，并約好下晚五點半在酒店大堂見面，一起去五角場的“合生匯”，共進晚餐。

六

睡眠是人世間最好的滋養品。埃里克森說，他下午美美地睡了一覺，感覺好多了。確實，當我們在酒店大堂再次見到埃里克森的時候，簡直眼前一亮，短短幾小時休息已然一掃旅途的勞頓，看著比中午剛到酒店的狀態要精神多了，走路的步態也穩當了，盡管仍然緩慢。

與睡眠同樣重要的是心情。在經歷了一再的周折（甚至可以追溯到幾年前的周折），埃里克森終于如愿來到中國，來到上海，他真是心情大好。在“合生匯”的蟹榭餐館里，埃里克森的愉快心情溢于言談舉止，在被問及“想喝點什么”時，他毫不遲疑地說：“來一瓶葡萄酒，紅葡萄酒！這是一個值得慶賀的時刻！” 這讓我們喜出望外，看來埃里克森的身體情況并不像我們所擔心的那么糟。

就著上海的江浙佳肴，佐以波爾多葡萄美酒，為遠道的朋友洗塵接風，信可樂也！埃里克森興致頗高，頻頻舉杯，但喝的并不多，淺酌閑談之間，顯得輕松優雅。餐桌上的話題，有關乎當今中國與世界的，也有涉及古今東西、趣聞軼事的。結束前，我順著一個話題向埃里克森提出現代化過程與社會價值轉換的問題，他饒有興味地聊了一陣。埃里克森思維清晰，知識面廣，英語表述通曉流暢，聽他聊學術是一種享受。其實，我事先考慮過幾個問題，準備與埃里克森探討，只是當晚的場合不宜過多聊學術，好在我們還有兩天相處的時間，不急。

走出餐館，我們在“合生匯”的樓道里漫步，經過一家“蘋果”手機店門前，埃里克森停下腳步，提議道，“我們合個影吧？” 這樣一位學術大家主動提議與眾人合影，體現了他謙和、友善的人品。同時，在上海的“蘋果店”門前留影，也很具有象征意義，因為埃里克森長期研究的課題之一就是“全球化”。

2024年9月22日，“蘋果店”門前留影。左起：王恕橋、埃里克森、陳納、范麗珠。

我們步行穿過五角場路口的地下廣場，到對面的出租車站上車，送埃里克森回皇冠酒店。整個晚上，埃里克森可謂興致盎然，不時處于談笑之中。飯后走的那一段路，不能算短，他始終步履平緩而穩健。回到酒店，埃里克森發來郵件，稱當晚的聚會“絕對令人愉快”（“absolutely delightful!”）。看到他的心情和身體都相當好，我們懸著的心放下了，相信第二天的講座一定會成功。

七

第二天（23日），約好上午十點半在酒店大堂見面，準備午飯前在南校門附近轉一轉，午飯后休息兩小時，下午三點半開始講座。

上午，約定的時間快到了，我給埃里克森打電話，沒人接。過了一會兒，再打，還是沒人接。我有幾分不祥的預感，匆匆趕到酒店，請前臺經理和我一道上樓。

房間里，打開的旅行箱凌亂地放在一邊，埃里克森躺在床上，躬身側臥，瘦削的頸項露在被子外面，胸部微微起伏，呼吸均勻，看樣子仍在沉睡之中。

我在床邊站了約十分鐘，埃里克森沒有任何要醒來的跡象，可能是旅途太過勞累了吧，而且還需要倒時差。不過，時間還早，讓他繼續睡一會兒。午飯前的活動并不重要，干脆取消，不會影響大局。我這樣想著，離開房間，下到一樓的大堂。

大約三十分鐘以后，我再次來到房間，埃里克森還在熟睡。我在床邊靜候了好一會兒，趁著他翻身，湊上去，輕輕叫了一聲，“Thomas！”

他醒了，微微睜開眼睛，失神地看著我，滿面倦容，跟昨晚那個談笑風生的埃里克森完全換了一個人。我看著心中一緊，——情況不好！

“嗨，湯姆，你感覺怎么樣？” 我問他。

“我沒事。”埃里克森低聲答道，有氣無力，“我需要睡一會兒。”

他說自己OK，但他的身體顯然在說“不OK”，他太虛弱了，根本提不起精神來。切不可掉以輕心，必須采取行動！

我向他提議，我們去醫院看看吧，他一口拒絕了；那么，我們請醫生過來，他也一口拒絕了，聲稱睡一會就會好。

我心中壓著兩個彼此交織的問題：一個是埃里克森的身體，看似還算穩定，但恐怕難以持久；另一個是下午的講座，看來無法開講了，但必須與埃里克森商定才能正式取消。

怎么辦？！

我給他倒了半杯水，他坐起身，緩緩地喝下去。問他，是不是要吃點東西，他說他還有吃的。原來，他自帶了一瓶營養液。我幫他打開瓶蓋，他喝了幾口，接著，又吃力地躺下，半合著眼，弱弱地喘著氣，看那架勢，隨時可能虛脫。

這是我們從一開始就最為擔心的情況，結果還是發生了！怎么辦？——只能協商著辦。

“好的，您繼續睡。下午的講座，我們就延期吧，以后再講。” 我故意把話說得輕描淡寫，希望得到他的同意，我好通知有關方面，立即取消原定的講座。

“不！”埃里克森態度堅定，一口拒絕，“我能講，我只需要休息一會兒。” 他的口氣，聽著似乎很堅決，但我明白，這不是出于自信，而是出于絕不放棄的意志，出于那種“拼命三郎”般的執著。

“好的，—— 好的，”我猶豫了一下，說，“那么，您就再休息一會兒吧。” 面對這位如此倔強而可愛的客人，而且身份如此特殊的客人，我此刻還能說什么呢？

然而，外表平靜的我，內心卻是火燒眉毛般地焦急！現實情況十分緊迫：埃里克森的身體狀態不妙，病得很重，必須去醫院！講座，距離開講的時間還有不到兩個小時，遲遲不能取消，還能再拖下去嗎？拖到什么時候？

怎么辦？！

怎……么……辦？！

事到如今，何去何從？！那時刻，我深深體會到所謂“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困境，眼前一片迷茫！

然而，就在這“山重水復疑無路”的時刻，我突然想到漢寧，他今天上午跟我確認，下午要來參加埃里克森的講座。下到酒店一樓的大堂，我撥通漢寧的電話。他說他已經上車，正在來復旦的路上。我讓他不要進復旦校園了，直接到皇冠酒店來，埃里克森教授有點情況。

大約二十分鐘，漢寧到了，我們在大堂聊了一會兒。我告訴他，埃里克森教授在休息，身體情況很不好，我們覺得，需要送他去醫院，看來講座只能取消了。我希望，漢寧能夠說服埃里克森，放棄講座，接受治療。

沒想到，漢寧完全不以為然，說，“沒事的，他休息一會兒就好了。埃里克森教授的身體情況就是這樣，時好時壞，奧斯陸的人都知道。有時候，前一天還在醫院，住ICU（重癥監護室），第二天又出現在講壇上了。”

“是嗎？！”我不由為之一動，覺得不可思議。不過，這也給了我一個答案，為什么他會在前一天接受化療，第二天就踏上旅途了。

“是的，在過去五六年時間里，一直是這樣，我們都知道。”漢寧滿口信心，“就在今年早些時候，醫生宣布埃里克森病危，命在旦夕！結果，到了五月份，他又去了非洲，在南非的一所大學做演講。”

2024年5月9日，埃里克森教授在南非開普敦大學講座。截自網絡講座廣告，圖中埃里克森的照片應是早些年的。

畢竟，漢寧是知情者，他的話從另一個側面揭示了埃里克森其人，使得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為豐滿——埃里克森是一位全身心投入學術和公共事業的知識分子，是一位不惜以命相許、以命相搏的學者！

到了房間，我輕聲喚醒埃里克森，告訴他，漢寧來了。埃里克森睜開眼，看到漢寧，臉上露出疲憊的微笑，伴著力不從心的無奈神情。兩三句英語問候以后，他們開始用挪威語交談。或許與母語的魅力不無關系，談著談著，埃里克森的面部表情有了細微的變化，又過了幾分鐘，埃里克森終于同意去醫院了。顯然，漢寧在看到埃里克森身體的實際情況后，放棄了最初的樂觀想法，轉而勸說埃里克森立即就醫。

無論怎樣，“何去何從”的事總算落地了！我們第一時間與復旦北歐中心通話，確認取消講座，請他們在原定講座地點張貼“取消講座、深表歉意”的告示，并在網上和微信群發布“因健康原因，取消講座并致歉”的緊急通知。此刻，已經過了下午兩點半，一些從外校和外單位來聽講座的人已經在路上了。真是非常抱歉！

與此同時，我們聯系了上海嘉會國際醫院，院方表示愿意接受埃里克森前往診治。大家匆忙收拾好行李，埃里克森坐著輪椅離開房間，由漢寧和范麗珠陪護去醫院。目送載著埃里克森的汽車駛離酒店，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氣，不過，懸著的心仍然放不下。

八

當晚，與值班醫生通電話，說是埃里克森入院后，用了一些藥物，采取了一些措施，目前基本情況穩定，但仍然十分虛弱。

隔一天（25日），我們去醫院看望埃里克森。上海嘉會是一所比較“高大上”的醫院，埃里克森住在一個單間。我們放輕腳步走進病室，本以為埃里克森在臥床休息，沒想到，他背后墊著枕頭，靠坐在床上，面前攤放著筆記本電腦，正在打字。看著眼前這位接受“重癥監護”的病人，枯瘦、憔悴的面容，鼻下橫著吸氧的細管，胳膊上插著輸液的針，軀體上七七八八地吸附著監護儀的電極，卻倚靠在病床上，全神貫注地敲擊著電腦鍵盤，簡直是一幅“超現實主義”的圖景。他可能在處理電郵，我這樣想，從我們交往的經驗看，只要情況許可，埃里克森總會及時回復郵件，保持溝通。

見我們進來，埃里克森停下手，跟我們打招呼，并為日前發生的情況表示歉意和感謝。我們看到他身體狀態有所恢復，能夠靠坐在床上，還能操作電腦，真有說不出的欣慰，告訴他，不必介意其他事情，最重要的是他的身體。

在病室里聊了一會兒，我出來，到醫護人員工作臺，向當班醫生了解埃里克森的病情。剛說兩句話，正好負責該病房的徐主任走過來。埃里克森入院后，我曾與徐主任通過電話，這會兒見面，也算是半個熟人了。

“埃里克森的情況怎么樣？”我問主任。

“比剛進來時好多了，當時的情況真的很糟糕，現在生命體征正常。…… 不過，怎么說呢，”主任微笑著，那種夾著幾分無奈的微笑，“這位老外太有個性了”。

我默默地看著他，不知道他要說什么。

“昨天夜里，他只睡了兩個小時。”

“只睡兩個小時？”我沒想到，在酒店沉睡不醒的埃里克森，住進醫院，略有恢復，夜里會睡得這么少。不過，我相信這是真的，因為監護儀的數據相當準確，但我還是覺得難以置信，問道，“睡不著，沒用點鎮靜劑嗎？”

“建議他用鎮靜劑，他一口拒絕了。”主任的語氣，全然無奈，“而且，他夜里不但不睡覺，還要工作，——在寫書！”

“什么？——在寫書？！” 我懵了，毫無思想準備，一下子愣住了。真可謂：沉疴宿疾纏身，孱羸弱不禁風，身處重癥監護，挑燈夜戰寫書？！

看著一臉無奈的主任，我無言以對，……

回到病室，我問埃里克森寫書的事，他確認電腦里寫的是書稿，并跟我談論書的內容。這些年來，他一直在與病魔（癌癥，以及其他疾病）斗法，幾度闖入鬼門關，幾度僥幸生還，有許多切身感受和想法，這本書就是要從一個人類學家的視角，以一個親歷者的身份，探討人生與疾病、患者與他者、社會與宗教、人生的價值、以及生命與死亡的意義等問題。談論書稿，“身在異鄉為病客”的埃里克森表現得興奮、專注、敏銳、健談。至于夜間是否睡覺，睡了幾個小時，那些似乎僅是醫者的問題，與他毫無干系，一概置之度外。

九

我與徐主任交談的另一個話題，是埃里克森要在醫院住多久。主任說，他認為要住一個星期，鞏固療效，等病情穩定以后出院。我也覺得這是一個合乎“常理”的安排。然而，主任告訴我，在醫院剛住了兩晚的埃里克森，已經向他提出，要求出院，急著要回挪威了。看來，除非病倒臥床，動彈不得，否則埃里克森是不會躺在醫院里“靜養”的。難怪主任要委婉地發出感嘆，“這位老外太有個性了”。

當天晚些時候，我與漢寧通電話，悉知埃里克森已經在做出院準備，同時在聯系回國機票，而且，漢寧將一路陪護埃里克森返回奧斯陸。最后那句話，讓我欣然且感激，此舉大大減輕了我內心的焦慮。

航班將于9月27日晚上十一點起飛，我趕在七點以前來到威斯汀酒店，埃里克森出院后在這里短暫停留。從威斯汀到浦東機場的車程將近一個小時，我在車上盡量不說話，讓埃里克森和漢寧閉目養神，最好能睡一會兒，他們將面臨二十小時的長途旅行。雖說漢寧身體強健，但這會兒也十分需要休息。其實，就在原定講座的那天上午，漢寧剛從歐洲飛抵上海，目的是處理商務，一些挪威公司要參加上海的國際會展。他去復旦聽埃里克森的講座，只是捧場之舉，沒想到遇上突發事件，平添了許多額外的事務和責任，忙得不可開交，格外勞累。

到達浦東機場，漢寧先行進入值機大廳，與航空公司交涉了好一會兒，然后拿了一架輪椅回到車邊，把埃里克森接進大廳。負責這趟航班的經理走過來，“面試”了坐在輪椅上的埃里克森，最終OK了他的登機許可。一切就緒，可以過安檢、準備登機了。

2024年9月27日，漢寧和埃里克森在上海浦東機場，準備登機。

來到安檢入口處，身材高大的漢寧伴隨著坐在輪椅上的埃里克森，像是貼身護衛，出示護照，出示機票，驗證，通過。眼看著他們雙雙消失在安檢區的拐彎處，落下我一人孤孤地站在那偌大的廳里，頓生一股莫名的惆悵，同時，我深深地感謝漢寧，這一路拜托他了！

第二天傍晚，漢寧發來微信，他們在哥本哈根轉機，順利抵達奧斯陸，埃里克森的夫人早已在機場迎候，汽車將埃里克森直接送進了挪威國家醫院，在那里，有頂級的醫療設施和熟悉埃里克森病情的醫生。前后近十天，埃里克森仿佛到遙遠的東方“幻游”了一圈，終于回到了“原點”。然而，這一圈絕非虛幻，我切切實實地經歷了一系列人與事，并一再為之感動。如今，埃里克森終于安全返回奧斯陸，與家人團聚，并入住醫院，我心中的那份不安和懸念也能放下了。

其實，這些天，我心里一直揣著一個謎——為什么？為什么在那十二分關鍵的時刻，漢寧出現了？難以想象，那天如果沒有漢寧，任由事態發展下去，將是何等災難性的場面！而且，漢寧這場“及時雨”，不僅解救了那一刻的燃眉之急，還處理了一系列后續難題，包括埃里克森住院的問題、返回挪威的問題。無論出于概率判斷還是邏輯推理，要說這一切純屬“偶然”，只是“巧合”，你會接受嗎？就我而言，我更愿意相信這是冥冥之中的“緣”與“命”。在浦東機場分手時，我再次感謝漢寧，說道，“你真是一位天使。你拯救了世界！” 至少，他拯救了我的“生活世界”。

十

悉知埃里克森終于安抵奧斯陸，我給他發了一份郵件——“Welcome home, Thomas!”

隔了幾天，埃里克森回復郵件，說到他這次上海之旅的不易，并再次表示感謝，隨即話鋒一轉，說道：“盡管我還住在醫院，但我決意要盡快離開這里，——期待著我們下次再見。”（Although I am still in hospital, I am determined to get out of here asap — and to our next meeting.）顯然，醫院的治療和護理改善了埃里克森的身體狀況，他能夠用電腦了，同時，他又在急切地試圖早日出院，早日回歸他自己的那個世界——書齋、田野、講壇、社會。他滿懷著“我們下次再見”的期待，凸顯了他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一如既往。

10月7日，埃里克森在郵件中提及書稿的內容，“事實上，在我即將出版的書中，你會發現我們上次交談的部分內容。” 身臥病榻，還是放不下他的著述。可以想見，曾在上海嘉會醫院“挑燈夜戰”的那一幕，正在奧斯陸的國家醫院續演。對此，我已不再感到意外。不過我相信，他的身體仍然虛弱，有待康復，不宜勞累。我所能做的，就是不再給他發郵件。等到12月再說吧，等到那個互致問候的季節，我這樣想。然而，不發郵件，我還是會不時地惦念著埃里克森，懷著希望，懷著隱隱的擔憂。

不幸，11月28日，消息傳來，將所有的希望和擔憂化為現實中的噩耗！

奧斯陸大學發布《訃告》和埃里克森照片。

奧斯陸大學的《訃告》勾勒出埃里克森教授的生平，摘譯如下：

托馬斯·海蘭德·埃里克森是歐洲最杰出和[著述]被引用最多的社會人類學家之一。他留下了卓越的學術遺產，為促進人類學與社會現實相結合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使其研究為盡可能廣泛的公眾所接受。

三十多年來，他出版了大約60本書，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約有800種學術發表，為社會人類學的理論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他研究了我們時代一些最為緊迫的問題，極力倡導學術研究的社會意識，強調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他關于身份認同和文化動態的大量研究，對于理解社會文化的復雜性至關重要。

埃里克森也因其在公共事務和社會政策方面的貢獻而聞名。他對于學術和公共領域的投入和奉獻，使他成為挪威歷史上少有的家喻戶曉的社會名人和學術大家。

三十多年的學術生涯，60本書，800種學術發表，令人震撼！曾聽說，有位作家多產，是將別人用于喝咖啡的時間用于寫作。而埃里克森之多產，即使在他病入膏肓、命懸一線之際，仍要將治病、續命的時間投入工作！在人均預期壽命82歲的挪威，埃里克森62歲辭世，豈非天妒英才？！

十一

埃里克森走了，我總覺得有幾分恍惚，有幾分難以置信：昨日，音容笑貌歷歷；今朝，一去蕩然，不復存在了。

這是真的嗎？

是真的，但也不是。

埃里克森走了，但他依然存在——存在于他的著述里，存在于他對學術和社會的奉獻，存在于人們的記憶中。

同時，埃里克森的存在，還在于他給我留下的思考題：為什么埃里克森是埃里克森？怎樣理解埃里克森的人生軌跡？問題聽著簡單，卻讓我一時語塞。不過，我知道，答案只能從埃里克森曾經生活過的那個世界中去尋找。

我想到浮士德。歌德筆下的浮士德，多面而復雜，不過，他首先是一位激情四射的自強不息者，是愿意豁出靈魂/性命去追求知識和理想的一代達人，是將探索、開拓和奮斗視為人生價值的不懈斗士。現實中，浮士德所象征的18/19世紀歐洲的時代精神業已成為歷史，然而浮士德積極進取的奮發精神永在。在很大程度上，埃里克森體現的正是這樣的精神。

那天，幫助埃里克森收拾東西去醫院，發現其行裝極簡，除了電腦，只有一包洗漱用品，一包醫藥物品，兩件內衣和一雙鞋，別無余物。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埃里克森在上海的病房里挑燈夜戰，在奧斯陸的醫院里執念于重返“戰場”，全然無視隨時威脅其生命的病魔。能夠如此超脫，不役于物、淡泊生死，呼應了范仲淹所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

埃里克森最關注的始終是“人”，說到底，人類學就是一個“以人為本”的學科。然而，埃里克森并不囿于本本，而是從人的生存現實出發，探討人所面臨的社會文化問題。拓寬一點說，他的身心所系是地球人類的困頓、禍福、發展和未來。具備如此胸襟且為之奮斗不已，堪稱“以天下為己任”的孜孜求道者。

追思埃里克森，依稀見到人類的路：千萬年來，人類得以生存和發展，少不了這樣一些人，他們或受命于天，或立志于己，竭盡畢生的才智、心血乃至性命，在無路的地方為人類探路。有時候，他們被稱為時代/社會的“脊梁”，或力挽狂瀾于既倒，或默默獻身為路石。人類的路，大致是這樣走過來的，還將這樣走下去。

縱觀歷史，古今如此。不分中外，超越東西。